А. Рахманов (Есин) (sinologist) wrote,
А. Рахманов (Есин)
sinologist

Старый Хайлар

     
记忆中的海拉尔西头道街
一一一为消失的海拉尔西头道街而作。
海拉尔西头道街,是在19世纪未至20世纪初,兴建滨州(北满)铁路时开发的。连同东西二,三,四,五道街一起成为俄国工程人员的居住地。苏俄十月革命胜利后,大批白俄,哥薩克及俄国贵族,为逃避布尔什维克的镇压,赶着马车,带着家眷和大量黄金,到中国来避难。遍布沈阳,哈尔滨,海拉尔,满州里,三河道一带,安家落户。海拉尔西头道街有了第二次开发的机遇。俄国人拓宽了马路,修建了教堂,建设了数拾幢木刻楞俄式民居。在北洋,满洲国时期基本成形。一派域外风情。
解放前这里的居民都是俄国人,解放后,有少量中国人迁入空置的俄国房居住。62年苏侨大批被驱逐,中国人陆续入住西头道街。
我家1960年搬住西头道街24号,和苏俄侨民会是邻居。当时的西头街是一条长1000米的马路,马路宽阔,平坦。马路两边楊树笔直成行,是海拉尔绿化最好的一条街。
西头道街东起是两家小有名气的商铺,一家是照像馆,匾额上书写日夜照像,生意不错。另一家是糖果铺,经营各种糖果,糕点。据老人讲糖果铺卖一种自制糖果一一高帽糖,据说在解放后肃反运动中,绅士李广文按政策应该是肃反对像,但在民众中口碑极好,特别是穷人有困难找到他,没吃的,给你一口饭,没穿的,送你几件衣服,所以政府在处理李广文时,百姓跪请政府对李要宽大处理,最后政府倾听民意,只让李戴高帽陪榜游街。事后李广文感谢政府不杀之恩,制作了形如高帽的糖果,自潮为乐。而且糖果物美价廉,很受百姓欢迎,成为美谈。
西行三百米,是当时海拉尔标致性建筑,俄国东正教大教堂。有四层楼髙,黄色墙壁,白色鐘楼。院里地铺绿草坪,围墙是白色木栅栏,典雅,幽静。它和海拉尔大庙南北呼应,成为海拉尔市苏俄侨民,中国人精神依托场所。
教堂牧师杜弼宁,南京人,南京基督教神学院毕业(现在南京还有这所学院一一南京神学院,高考录取学校),被全国教会派往海拉尔主持教会工作,牧师一袭黑袍,花白长胡子,柱着牧师杖,温文尔雅。小孩见了他都害怕,躲的远远的。可实际上人很和蔼可亲,也願意逗小孩,给个糖果吃,但孩子见到他,立马作鸟兽散。
星期五,星期日牧师要上楼敲鐘,作礼拜。没有敲鐘人卡西莫多,杜牧师只好亲力亲为。鐘声混厚凝重,在海市上空缭绕,久久不散。整个河西都能听到。
礼拜日,教堂异常热闹,在悠扬的管风琴声中,杜牧师带领教徒诵读圣经,祈祷主保佑健康平安。时间长了,和我半大半孩子,也会哼唱教堂里飘出的曲子,但不知是什么歌曲。直到几十年后才知道曲子是基督教教会歌曲《奇异恩典》英国牧师约翰,牛顿作曲,非常有名。我国电视剧巜产科医生》主题曲用的就是巜奇异恩典》旋律。
教堂的其它事务,复活节,圣诞节,教徒老人病故,年青人结婚,都要诵经颂典。由于杜牧师名气大,三河,吉‘拉林,恩河,包比来…的俄国青年人结婚证婚都来海拉尔请杜牧师。
教堂在62年,大批俄侨民离开中国后,没了往日的香火,不作礼拜了,也不敲鐘了。文化大革命初,教堂被红卫兵捣毁,杜牧师郁闷而死,这位一辈子祈祷,祝福教民平安健康的和谒可親的老人,却没能保住自己的平安。捣毁的教堂后改作新华小学印刷厂。
教堂向西行100米处,是苏俄侨民会,当时有一名会长,几名工作人员。62年据说各地侨民会搞间谍活动,被我公安机关查封。接着大批苏俄侨民被遣送到澳大利亚,加拿大,土尔其。侨民会完成了历史史命。后改为民宅。
侨民会再往西100米处,是海市公安局看守所(老百姓叫监狱),主体建筑在道木房,大门开在西头道街。从监狱到西山根下,基本没有单位,都是木刻楞俄式民居。
西头道街在四,五十年代几乎住的全是俄国人,域外风情特浓,每到傍晚俄国人,尤其是青年人在自家门外,手风琴伴奏,載歌戴舞,闹到半夜。他们唱俄罗斯的民歌,俄国革命歌曲不怎么唱。电影院一放映苏联电影,东西头,二,三,四道街的俄裔青年人成群结队去看电影,往往包下整个二楼,看完后青年人搂着腰,挎着脖力,一路欢歌回家,久久不散。成为海拉尔一道不可复制的风景线。
良好的居住环境引来一些当时海拉尔的精英居住。主要有,
敖(奎生?)由于驼背,邻居都叫他老驼子。日本神奈川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在兴安军部队工作,由于苏军要攻打日本,由苏联发展为间谍,解放后劳动改造,在沟里抬木头把背压湾。
阿拉坦仓,日本帝国医学院毕业,海拉尔铁路医院外科第一把刀,手术技艺精湛一流。
巴图,日本留学,牧业机械厂工读学校校长。
程大元,兴安北省二等翻译,日本投降后积极组建海拉尔维持会。
东北抗联赵尚志的前妻,一位慈祥可亲的苏联老太太。
这条街还住有许多老三届初高中二中毕业生,在后来的工作都有所建树。恢复高考后,二中第一个考取清华的状元张波就出生在这条街上。
光阴荏苒,一个多世纪过去了。西头道街经历了兴旺,衰落。由一条美丽的,有域外风情小街,变成今天小商品一条街。宁静,风情万种是它的过去,噪杂,车水马龙是它的现在。经济发展了,过去的西头道街却没有了。随着海拉尔大街小巷的更名。海拉尔西头道街彻底消失了。我爱童年的海拉尔,更爱童年的西头道街!
一一一寓人拙作



  消  失  了  的  海  拉  尔  西  头  道  街
                                  王洪存

    读过寓人的《记忆中的海拉尔西头道街》,很为他那细腻隽秀的文笔所吸引,所感动;更为其收集的詳实而厚重的史料而珍惜,而骄傲。作为生活在同一条街道上的人,我们家应该算是这里的老户。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我的爷爷领着全家跑关东来到了海拉尔,就住在监狱对面,朝西二道街横道拐角处的一幢苏联房里,解放后的门牌号曾经是“西头道街31号”。由于房屋地处临街拐角的位置,为了防止车辆撞击房角,父亲特意在距墙角一尺远的地方埋下了一根十五乘二十公分见方高出地面一米的木桩,并在东,北两侧的人行道上各栽下了一排杨树。这两排杨树,在我家搬走后的几年光景里,一棵一棵都不见了,唯独那根木桩却在那里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雨剥蚀,直至九十年代兴建“龙运嘉园”时才被除去。记得儿子小时候每当经过那里,我都指给他说:“看!这是你爷爷埋下的木桩!”时间久了,不等我开口,儿子就会抢着说:“爷爷的木桩!”
    五十年代初,我的父亲申请到地号,在去道木房那条路的东侧盖起了我们自家的住房。据说海拉尔这几条街建设之初,苏联人是先将这一,二,三,四道街规划出来,打下地桩,然后建房者才在规划区域内圈院造宅的。因为这些人大都是依靠牧区的牲畜过活的,所以圈占的院落都比较大,院子里有牲口栏。小时候经常可以见到这样的场景:早晨起来一推院门,哇!满街的勒勒车,一辆接着一辆,牛车的时候居多,有的时候是骆驼,从街头一直排到巷尾,那真叫一个壮观!这是他们在牧区的伙计进城办事来了。当然也有赶着大群羊的时候,羊群经过之时,大路小道全都挤得水泻不通。骑在马上的牧羊人吆喝声声,簇拥着呼啸而去,留下一地圆溜溜的羊粪蛋……。
    我家盖房的时候,苏侨委会的西面是一座高大的日本人建的四方体水房,人们都叫它“水楼子”,好象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它还在。它的侧后方,就是后来的监狱,当时是一片事变时被苏机炸毁的没有房盖的破房框子,小时候我们曾在里面掏过鸽子蛋。再向西就是我叔叔的洋草堆放场,四周用铁丝网围着。当年志愿军赴朝作战,曾经到他这里买过洋草。“草一装上车就给钱,那是真讲信用!”叔叔说。
    我家的房址由此向西八十米,紧靠去道木房的那条马路。也是圈了一个好大的院子,一直延伸到道木房。布局为:临街是个大院,建有仓房。后面是一排平房,平房的后面就是大片的土豆地了。由于地域广阔,无拘无束,小时候这里就成了我和哥哥的同学们在作业之余,捉迷藏,做游戏,骑马打仗尽情撒欢的乐园。这种情景一直持续到六零年监狱在废墟上建成,经公安干警与我家协商后,把那一大片土豆地收归他们所有才宣告结束。
    就在我家建房伊始,紧挨我家东邻也有一人家同期开工。他就是东北抗联第三军军长,北满抗联总司令赵尚志的哥哥,也是留苏学生的赵尚纯和他的苏联妻子。寓文中把这个苏联“玛达姆”说成是赵尚志的前妻,不对了,她应该是赵尚志的嫂嫂。他们家的院落差不多和我家的一样大,不过他家的房子是临街而建。房前的人行道上栽有六棵杨树,用尖角的木栅栏隔开。在阳光明媚的夏日,我们常在那上面捉蜻蜓。他们只有夫妻俩人,好象应该是靠家中饲养的几头奶牛为生。五几年的时候,常看到乳品厂的收奶车到他家来收购牛奶。赵尚纯好象身体不是太好,瘦骨嶙峋,容貌和照片中赵尚志的容貌十分相象。他一年到头很少出门,买粮买菜都是他的夫人出面。由于是苏联人,他夫人的汉语水平连小儿科都不如。曾因琐事到过我们家几次,都是连说带比划,好在我父亲原来在西二道街的秋林公司上班,苏联话能听个半拉架,我那时候还没学俄语,只有在一边看表演的份儿。赵夫人体态丰腴,温文尔雅,心地善良,曾因为收奶员暴打辕马而惹得她出手夺鞭,怒斥不已而让人刮目相看。
    他们家的门牌号是“西头道街38号”,我们家是“40号”。在他家门牌号的下边,还钉有一个“光荣烈属”的小木牌。每年春节,市里有关部门都敲锣打鼓送上慰问品的。只是在五七年后,就再没有这方面的内容了。从上边传出的信息是:夫妻俩曾生有一个儿子,在国民党逃往台湾的那年被抓了兵,再后来是这个儿子在台湾当了官,再后来就没有消息,门庭冷落了。
    赵尚纯是在三年困难期间一个炎热的夏天去世的。记得那天下午我放学经过他家,他的灵柩就停放在他家门前的一辆马车上。头上箍着一条金色绶带,身上盖着一条绣着十字架的深色缎錦,四围全是鲜花。教堂主教头戴金冠,身穿法衣,双手捧着一个闪光的小十字架在车旁祈祷。他身上披着的那条黑绒披风,拖在地上有一米长,上面也绣着一个金色大十字架。反正那场景,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看来,多少有些恐怖。赵尚纯埋葬在西山脚下的“毛子坟”。他那在哈尔滨高法任职的妹妹赶来参加了葬礼,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她当着陪同领导的面对嫂嫂今后的生活做了安排。后来听陪同的人讲,赵家的兄弟姐妹,全都是革命者,全都是留苏学生。赵尚纯去世后,他的夫人由一个俄裔混血姑娘陪宿,晚景有些凄凉。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一个寒冷的冬夜,因煤气中毒离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在大批驱赶苏侨离境的那些年前,西头道街的苏联人家其实就已经不多了。在赵尚纯家的东邻“36号”,是一家叫达达尔的苏联人。他家有洋马,警犬,还有只有在动物园才能见到的火鸡。据说他家在当时海拉尔苏侨富豪榜上排名第四。因为他家的板帐子上都刷着杏黄色的油漆,我们都叫他“黄大门家”。他家院里有一口井,水很甜,附近人家一年四季的吃水,都到那口井里去挑。
    另外,在我家的斜对门也是一户苏联人的三口之家。 他家的孩子和我年龄相仿,名叫薩沙,是我幼时的玩伴。他的父亲瘦高的个子,戴一付眼镜,人们都叫他“四个眼睛”。经常看他在大院里的牲口栏内忙碌。在他家的西边也是一家苏联人,男主人个子不高,长得很敦实,人们都叫他“老豆包”。 他家人口较多,日子过得也很富裕。他们家的仓库,后来一直被橡胶厂使用到最后解体。此外,在街头阿拉坦仓大夫家的附近还有一户叫摩尼的苏侨,应该也是海拉尔苏侨富豪榜榜首人物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在赵尚纯家对面的大院里,紧靠大门的那幢苏联房里,就住着寓文中提到的巴图。他是达斡尔人,全名叫巴图卓日格图,牧机厂的人都在叫他“大巴图”。早年被乡里保送留学日本,和后来的盟长杰尔格勒是同学。在大巴图的东邻住着一位六十年代在呼盟短跑界赫赫有名的人物:一中的巴特尔。在当时那是可以和二中的白永奎老师在六十公尺,一百公尺的竞赛中有得一拼的新星。
    那时候,每到傍晚天黑之前,各家各户的孩子都跑出家门,到院子里,大道上去玩,包括这些苏侨的孩子。我们在一起分伙打跑球,捉迷藏,踢足球,打棒球。男女混杂,也用不着什么语言沟通,一玩就会。人少的时候,就弹玻璃球。直玩到昏天黑地,月上中天。现在回想起来,这些游戏里其实有好多是含有异域元素的,苏联侨民一走,有些游戏基本上在海拉尔就销声匿迹了。象打跑球,打棒球,弹玻璃球,不是吗?
    座落在西头道街北侧的“喇嘛台”,是海拉尔一座标志性的建筑,它的正式名称为“保 罗甫恩卡娅教堂”。这是西伯利亚东部地区东正教最古老也最大的一座教堂。它那高耸的钟楼,斯拉夫式的异域情趣,不时吸引着众多的美术爱好者到此采风,作画。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海拉尔举办的各类美展中,它的身影还会不时地闪现。这座教堂的被毁,不能不说是呼伦贝尔人文景观中的一个重大的缺憾!
    一九八六年的一天中午,我下班后从已经改作印刷厂的喇嘛台前经过,看到一个年轻的外国人正在那里用录相机录相。我的心不禁一动:这会不会是一个曾经在头道街居住过的人,回来做寻根之旅呢?上前一搭讪,果然是那次被驱逐的苏侨后裔,现移民在澳大利亚。不会过他不是头道街人,他出生在西四道街,录头道街的相是受当年家住这里的苏侨委托,他们都想再看一看西头道街,再看一看自己当年居住过的房屋。于是我就陪伴着他,为他指点了一下相关人家的位置,同时也了解了一下他们的近况:达达尔的孩子最有出息,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在当地做牙科医生,收入高,又很受人尊重。我儿时的好朋友薩沙已经不在了,他由于酗酒过度过早离开了人世,留下了他那可怜的妈妈和他的女儿在一起过生活。就在那一刻,我突然生发出一种感悟:对于同样出生在这里的那些移民在外的苏侨来说,海拉尔不同样是他们的故乡吗?西头道街不同样有着他们曾经的家吗?这里有他们的童年,有他们的记忆,也有着他们的乡愁。他们还要把这些录相和照片留传给子孙后世,做为自己家族和个人的传统基因和文化密码,来延续下去。老街道,作为城市的历史坐标,是延续历史文脉和乡愁记忆的重要载体。现如今,当这种作为历史坐标的老街名都消失了的时候,他们会做何感想呢?

        幸亏海拉尔还在!
Tags: Русские в Китае, татар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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